仅从法学角度解说历史中国的些许常识，就一定会有在其他学者看来不合理的取舍、误解和大量遗漏。

（二）行政诉讼诉前调解的实践基础 1.对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借鉴。3.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配置。

当事人不同意选择非诉讼调解的，或者经非诉讼调解未达成协议，坚持起诉的，经审查符合相关诉讼法规定的受理条件的，应当及时立案。有研究者以诉讼活动发生的阶段进行划分，将起诉之前的调解称为诉外调解，将起诉之后、立案之前的调解称为诉前调解，将立案之后移交审判庭之前的调解称为立案调解。对于调解员的选任，与相关部门协同配合，广泛引进社会力量，突出专业化，吸收退休的行政法官。2.行政诉讼诉前调解的初步探索与实践。当事人要求不立案的法院退回起诉材料、当事人申请撤诉的法院可立案后准予撤诉，这两种方式无其他后续隐患。

该原理主张，行政机关因法律授权而享有行政权，并且承担行政责任，因此不得自行处分行政权而减免行政相对人义务。在诉前调解阶段，当事人对行政争议进行协商达成协议后有如前所述的三种结案方式。[57]〔英〕夏洛蒂·勃朗特：《简·爱》，吴钧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70页。

[49]与传统流行的戏剧体裁不同的是，小说可以长篇描写主人公的内心。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美国《权利法案》乃至《世界人权宣言》似乎也继承了《独立宣言》不证自明的传统。[70]See Kofi Anan, Two Concepts of Sovereignty, THE ECONOMIST, Sep.16，1999. 作者简介：刘晗，法学博士，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人们进而形成一种跨越阶层的平等直觉。

人权观念的普及和人权侵犯现象的并存，不得不让我们深入思考人权的基础问题。同情沟通并连接了人的心灵。

个体人权开始试图取代国家主权成为法律与政治中神圣性(the sacred)的所在。然而，悲情的诉说却能够潜移默化地塑造人的柔软心灵。三、启蒙的另一个维度：道德情感论 理性主义人权观的问题，不得不让人重新思考西方启蒙运动的思想遗产。感性能够更好地提升人们的道德关怀，增强认同感和凝聚力。

书信体小说将博爱(brotherhood)扩展到人世。在某种意义上，小说能够让读者进入二十世纪哲学家罗尔斯所说的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后面，从剥去社会身份和既得利益的原初状态(original position)当中思考社会正义问题，并进而得出关切社会弱势群体的道德准则。如果说现代法治的基础在于人权保障，人权保障的根本在于人权意识的提高，那么法律人就须接受人权方面的道德情感教育，并具有进行道德情感教育的能力。在现代早期，欧洲人可以在美洲大规模屠杀印第安人而很少感到道德责任的约束。

在国内层面，美国宪法史提供了很多鲜明的例子。德国纳粹主义者可以一边读着康德的著作，一边将犹太人成批地关进集中营、甚至投入炉中焚烧。

人们通过感觉来发现人类的共同关怀，而共同的感觉则建立在情感交流的基础上。启蒙使人能够自由自主地运用理性思维能力，反思和摒弃历史和传统所造就的偏见与非理性。

在不同文化和宗教背景下的人遭遇的全球化时代，理性论证所有人的平等人权被认为是霸权主义论调的时候，推广人权意识更需要通过如下的方式：告诉人们，受难者的悲伤故事也可能发生在你的亲人乃至你自己身上，由此培养人们的人权意识，使得普遍人权不再是一种政治修辞甚或霸权主义。一直以来，卢梭被认为是法国大革命、《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乃至现代政治体系的思想先驱。[4]固有性申明，权利来自于自然，为人所生而有之，而非上帝、祖先、君主、政府或社群的授予，也即权利独立于历史和宗教，是永恒的和世俗的。其二，小说使得人们可以想象到遥远地方的陌生人的内心感受，将移情从身边的人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中。[34]参见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载《卢梭全集》(第4卷)，李平沤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42页。这是理性主义必然推导出来的结论。

[36]参见〔英〕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2～94页。平等的(对每一个人来说都相同)。

[25]Bradwell v. State of Illinois, 83 U. S.130(1873). [26]See Gerrit W. Gong,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27]Katharine Moore, Kipling and the White Man s Burden, Faber, 1968. [28]〔美〕罗蒂：人权、理性与情感，载《后形而上学希望：新实用主义社会、政治和法律哲学》，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321～333页。普遍性则要求，无论在任何地方，人权的严格保护原则都必须适用，即人权超越民族、国家和地域边界。

相反，它更强调的是人的内心世界的平等。[7] 道理确如马里旦所言。

正如古代政治体制建立在对于神授君权之崇拜的情绪之上，现代国家的法律体系则建立在理性个体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的基础上。因此，道德宁可以说是被人感觉到的，而不是被人判断出来的。而十八世纪的感伤主义的小说则多描写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爱情故事，特别是深入体察平民的情感世界，因而不断地扣动知识分子、贵族阶层与统治者的心弦。理性告诉人们，每个人在进入国家和社会状态之前就具有了自然赋予的权利。

[51]个体性发展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人的同情能力的提高。考察和明悉人权的道德情感基础，有助于法律教育者重新思考权利教育的方式。

因而理性主义人权观具有自身的问题。[25] 在国际层面，认为一个群体非理性，等同于认定其为野蛮或者半开化。

[29]John Dower, War Without Mercy, Pantheon, 1986， p.96。现代人权的平等观念在社会历史的实际进程中，肇始于人们对以前被认为是非人或者次人的同理之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人权根植于人类共同和共通的情感，而非理性推导出来的道德原则。理性所强调的智力发展差异会将族群差别置于道德关注之外。[68]参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轈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比如，以人人生而平等开头的《独立宣言》所创造的美国在其宪法之中许可或者暗示了奴隶制。

在这个意义上，理性主义无法为人权奠基，因为理性恰恰首先做出了等级区分，将权利主体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与此同时，实际操作中往往还要出生于同一共同体中。

可以说，新世纪已经不仅仅是走向权利的时代，而是切切实实地进入了权利的时代。[33]前注[28]，〔美〕罗蒂文，第333～334页。

[42] 与休谟一样，斯密同样认为同情的发生从根源上来讲有赖于人的想象力，因为作为个体的人无法直接体会到他人的痛苦和悲伤。人的自由跟动物的自由不一样，是在于他可以变成他想变成的那个样子，即人有一种自我形成的开放性和可能性，可以不断地改造自我。